“撞人之后，外卖小哥说订单要超时，要先去把外卖送了再说。我朋友拦住他，他喊了亲戚来帮他送。”8月19日，甘肃临夏的马先生说，被外卖员撞伤8个月后拿不到赔偿，起诉后又因保险公司质疑司法鉴定结论，为了保持身体原样，他目前还不敢去做康复训练。 马先生介绍，2024年12月21日中午，他和朋友在青海西宁外出办事，路过一处红绿灯时被外卖员撞伤。“那是一处红绿灯，斑马线上有车在等灯，我就准备从车屁股后边绕过去。一辆外卖电动车横向冲过来把我撞飞，鞋子、裤子都摔破了，人在地上动弹不了。” 马先生说，外卖员是2005年出生的小伙子，出事后愣了一会儿，然后准备离开。“幸亏我朋友在场，将他拦住。他说订单要超时，先把订单送了再说。我朋友坚决没让他走，他打电话喊来亲戚帮他把订单送走了。” 事故责任认定书显示，外卖员对事故负主责，马先生负次责。基于事故责任认定，青海佑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垫付了5000元手术费，表示公司为外卖员买了保险，其他索赔问题应该找保险公司。 事故责任认定书出具的当天，西宁交警部门向太平洋财险公司发送了《道路交通事故抢救费用支付（垫付）通知书》，太平洋财险垫付了1.4万元。 马先生告诉记者，他的父母都已年迈，哥哥是脑部三级残疾，侄女右手四级残疾，一家人都是靠他养活。“2021年，12岁的侄女被三人强奸，我奔走维权好几年，最终将他们绳之以法。但家里落得一地鸡毛，谈婚论嫁的对象也散了，我到现在都没成家。离开我，一家人的日常生活都成问题。” 考虑到现实情况，马先生没有立即手术，而是选择了保守治疗，在医院住了一段时间就出院了。这为后续的索赔留下了隐患。 “医嘱是休息90天，我提前出院了。保险公司根据治疗情况、实际住院时间，核算下来只能理赔4万多元。剩余天数产生的护理费、误工费等费用，保险公司让我找骑手或者外卖公司索要。”马先生说，他不得不将外卖员、青海佑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及太平洋财险公司一同告上法庭，索赔20万元。 “以前身体健康的时候没觉得珍惜，现在只剩一条腿行走，才发现处处不容易。在家的时候，要拄着拐棍做饭。哥哥照顾不了我，侄女大了也不方便，上厕所成了最大的问题。”马先生说，他原本想着法院判多少就是多少，早点把事情了结，早点治疗恢复身体，没想到保险公司在8月15日庭前会议上对伤残鉴定结论提出了异议。 “甘肃临夏的小镇，没有直达火车到青海西宁。当时为了不节外生枝，我跟保险公司沟通后，从甘肃坐黑车到西宁做的司法鉴定。”马先生说，不知道法院会不会同意重新鉴定，不知道什么时候重新鉴定，他担心康复训练会影响鉴定结论，现在一直在家等待，不敢去做康复训练。 8月19日，青海海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，针对骑手受伤以及撞伤他人的情形，公司为每一位员工都购买了两份保险，足以支撑相关伤害事故的赔付，“目前是保险公司对鉴定发出质疑，我们是完全配合法律判决的。” 记者联系到太平洋财险公司在该案的代理律师，对方表示已经将相关情况反馈给公司，尚未收到公司回复，“详细情况你可以向法院了解”。 事故发生的那天是母亲节，他们原本计划好好庆祝一番。2010年5月9日凌晨，北京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永安里路口，随着一声巨响，所有对未来的憧憬戛然而止。 一辆黑色英菲尼迪轿车高速闯红灯，猛烈撞上正在等待通行的白色菲亚特，巨大的冲击力将菲亚特撞击得只剩一节车厢。事故导致菲亚特车内三人两死一伤——王辉的丈夫和年幼的女儿不幸离世，而她本人重伤致残，余生与伤痛相伴。 肇事者酒驾、超速、逃逸，以及受害者夫妇北大清华高才生的身份等因素，使这起车祸迅速引发社会震动，舆论对醉驾的声讨达到顶峰 ，也直接推动我国醉驾入刑立法的进程。 事件在法律层面得以完结，但对王辉而言，接下来的14年是一场更漫长的身体和心理的重建。她经历了十几次手术，从仅能活动手指，到重新站立、行走；她一度自我封闭，现在已走出伤痛，致力于帮助更多有类似经历的人。 2010年5月9日凌晨，我的小女儿肚子疼，我们夫妻俩带她去儿研所看病，回来的路上，等红灯的时候，一辆车从后方撞过来，我们的两厢车被撞得只剩下一厢。 事故使我的爱人和双胞胎小女儿永远离开了我，我也身受重伤，浑身13处骨折，心脏挫伤，腿被截走5厘米，颈椎也被植入钛板，靠各种手术活下来。 警方后来证实，肇事司机醉驾，且超速驾驶，酿成车祸后下车逃逸。开车前，他在酒吧里喝了两轮酒，撞向我们的时候，车速接近120千米每小时，且无刹车痕迹，当时他根本没有看到前方的车。 一个原本充满希望的家庭，瞬间破碎了。我们夫妻双方都来自普通家庭，一个考上了北大，一个考上了清华，父母把我们培养出来很不容易。我的爱人陈伟宁离世时才34岁，小镇做题家出身的他，当时在外企做到了总监级别，我们的双胞胎女儿也才刚满6岁，可爱又贴心。事故发生的那天是母亲节，我们原本计划好好庆祝一下。 这起车祸在当时反响很大，引起了大众对酒驾的舆论讨伐，推动了醉驾入刑。同时，它也推动了中国代驾行业的发展，在此之前，酒后代驾服务并不普及。 最重要的原因是，我不想让我的大女儿成为孤儿，她需要妈妈的陪伴，哪怕是一个残疾的妈妈。我的父母也一样，事故已经给他们造成了很大的打击，如果我再离开，他们也没法活下去。 事故发生后的那一年，我的大女儿去了南昌上学，由大姑大姑父帮忙照顾。我在医院做康复，我的父母在医院旁边租了一间小屋，在那做饭，再送到医院给我。我全身的肌肉都萎缩了，我的妈妈需要每天给我做按摩，一次几个小时。 我清楚地知道，我将来的生活质量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身体的恢复情况。为了不成为父母和小孩的负担，我尽力配合治疗，希望在最大程度上实现自理。 “几乎是重新拼接起来的”，医生这样形容我的身体。那一年，我做了十几次手术，最长的超过十个小时。我的左小腿粉碎性骨折，被截去5厘米，又被植入钢架延长出相应的长度，周围坏死的肉被不停地削掉，再在上面植皮。我的颈椎也被放入一块钛板和八颗钛钉。身体的疼痛让我24小时不能入眠，医生给我打上杜冷丁，我才能勉强睡上4个小时。 出院后，我的康复之路还在继续。那段时间，我每天早上五点钟出门，转两个小时的地铁去医院接受治疗。我去过的医院不计其数，连燕郊私人诊所的偏方我都试过，身上都被膏药贴烂了。 现在，我能走路，还能开车，医生说算得上是医学奇迹了。一般来说，像我这样有脊神经空洞的，会高位截瘫，终身坐轮椅。我恢复到这个程度，也得益于接受了最高水平的治疗，这背后，亲朋好友同学的帮助、医护人员的支持、保险赔款，都起了很大作用。 至少有三四年的时间，我没有走出事故带来的阴影。我可以木讷地去做很多事，包括坚持做康复，但我基本不与人交流。我是可以生活的，但是没有活着的感觉。 我太思念小女儿珠珠了，希望她能转世投胎回来，甚至想再有一个像她一样的孩子，我还会责备自己没有保护好她。我的家人也小心翼翼的，生怕触碰到我的痛点，我从医院回到家的时候，所有的照片都被收起来了，连电脑和硬盘都被封存起来。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大家都戴着面具生活，家里的氛围是冰冷的。 刚开始，我的大女儿珍珍的状态是很好的，青春期的时候，她的情绪突然爆发出来。她不想上学，跑到学校的楼上，说如果我逼她，她就跳下去。对于当年的车祸，她总这么说：“如果事故不发生，我们家不是这个样子，我也不会是这个样子。” 每当遇到过不去的坎，她就重复类似的话。 后来，我的母亲患了肺癌，在2015年去世。肺主哀伤，我猜想她得病与哀伤过度有一定的关系。我母亲所承受的痛苦并不亚于我，珠珠是她带大的，每天和她一起睡觉，加上我一下子瘫痪在床，对她来说是双重打击。我出事住院后，很长一段时间见不到父母，他们当时肯定已经全面崩溃了，不敢见我。后来的日子里，我的母亲一直在默默付出，即使身患癌症，仍鼓励我学习心理学，我考心理咨询师证书的那天，她说会等我，让我放心去考，她一直等到我考完回来才闭眼离开。 她走后，我翻看她的日记，发现她写了很多未寄出的信，写给“天堂里的伟宁”，写给“天堂里的珠珠”，也写给我。我一度自责，之前太过沉浸于自己的悲伤，忽略了家人的感受。 通过专业的学习，我开始反思自己教育女儿的方式。出事之后，我告诉自己不能让珍珍生活在仇恨当中，迫切地希望她尽快走出来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告诉她你不应该怨恨，其实是在阻挡她的情绪，她并没有准备好。我要允许她有怨恨，这样她的情绪才能流动和释放，新的情绪才会产生。 为了改善珍珍的状况，我们养了五只狗一只猫，它们让家里热闹起来。珍珍把小动物照顾得很好，她自己的状态也在逐渐好转。 与此同时，我也学会不把太多的期待附加在珍珍身上，如其所是。曾经有一度，我希望她能像我和她爸爸一样，考上名校，甚至希望她能把妹妹的那一部分活出来，这给她造成了很大的压力。孩子是通过妈妈的眼睛看自己的，当我接纳了她，她才能慢慢走出来。 对我自己来说，很重要的转折点是，我意识到事故已经发生了，我可以悲伤，但是我要对得起自己所经受的那些东西，把它转化成更有意义的存在。我跟很多智慧的老师学习，他们告诉我，如果亲人的离世让我感到遗憾，我可以做一些事情，让世间类似的遗憾少一点，并把我的遗憾安放在那里。 我的服务对象中，很大一部分是刚经历亲人离世，不知道如何处理的人。可能我的经历，会吸引到这个群体，他们觉得我能给到他们支持。我告诉他们，对于亲人去世这件事，悲伤、难过、自我责备的情绪都是被允许的，但是同时，它不代表你不可以好好生活，我们需要思考的是，它带给你的是什么？ 很多妈妈来找我，告诉我孩子爸爸去世了，但小孩现在很懂事。我也会结合自身经历提醒她们，孩子的情绪只是暂时性压抑住了，在没有爸爸陪伴的成长过程中，孩子将面临很多的挑战，累积的情绪可能在青春期爆发，妈妈们需要尽快成长起来，给孩子提供得当的帮助。 现在，我的时间安排得很满。由于身体原因，我每天大概只能睡上四个小时，早餐七点半开始做康复训练，紧接着是直播，晚上还有一些答疑课程，中间偶尔穿插一些关于身心调整的线下活动。我并不觉得累，这是我的热情所在。 “你还年轻，一切可以从头再来”，我一直记得父亲当时在病床前和我说的话。我确实有一股劲头，康复也好，事业也好，我会坚持做一件事，直到把它做好。这股韧劲可能是骨子里的。中学时期参加长跑比赛，起初我是最后一名，但我不急不慢，按照自己的节奏来，超过一个，再超过一个，最后得了第二名，大家都很惊讶。实际上，比赛结束后，我连打了三天的吊瓶。 我的劲头与钱等世俗的东西无关，我觉得我从事的工作是有意义的，在支持别人的过程中，我也得到了洗礼。比起当初的目标“生活自理”，现在我有了更高的追求，那就是创造社会价值。 作为北京市道路安全宣讲团的宣传员，我会去参加酒驾相关的公益活动，让更多的人拿起酒杯就放下车钥匙。我给酒驾的司机播放事故视频，让他们知道如果不留心，类似的悲剧将被复制。我的家庭已经不完整了，但是我能让更多的家庭免受类似的遭遇，我的遗憾也因此得以安放。 现在，我和女儿都能更坦然地面对接下来的生活。我也组建了新的家庭，在康复和事业上，我的丈夫给予了我很多支持和陪伴。 我和女儿经常晚上出去看看星星，我们仰着头，猜哪颗是爸爸，哪颗是妹妹，哪颗是姥姥。前些年，我会跟天上的他们说，我这些年过得很不容易，但是，现在我会告诉他们，我挺好的，我在人间做着有意义的工作，支持了很多人。
